秒速时时彩官网人参被中国人视为一种灵丹妙药，具有包治百病的神奇功效。在众多名贵中草药中，人参能脱颖而出，主要得益于清朝政府和商人的大肆炒作。至于人参的真实药效，其实在现代医学界一直饱受质疑，甚至有研究者称，人参的主要成分“与胡萝卜根差不多”。

　　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，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；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，说人参“主治心下痞坚，旁治不食呕吐等”。后来南朝《名医别录》、唐朝《药性本草》、宋朝《诸家本草》、元朝《用药法象》等历代医书，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。明人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尤其说，“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”，包括“发热自汗、眩晕头痛”，及“痎疾、滑泻久病”等，自此被赋予“神药”地位。①

　　明朝以前，中国人吃的人参，主要产于上党地区（今山西长治），被称为“上党参”，其次是辽东地区（今辽宁神西部）的“辽东参”（又称“辽参”）。这时人参还只是一种相对普通的药材，没有被太多神化。苏轼曾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说，“必欲寄信，只多寄好干枣、人参为望。如无的便，亦不须差人，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。”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，“万一有南来便人，为致人参、干枣数斤，朝夕所须也。”②在苏轼眼中，人参好像只是和干枣一样的美食或者补品，只要有人顺路，就能帮他带一些，似乎并不名贵。

　　党人参中较为名贵的是所谓“紫团参”，一种仅长在上党地区紫团山上的人参。王安石患有哮喘病，据说需要紫团参才能医治。有朋友送来几两，王安石坚辞不受，说：“平生无紫团参，亦活到今日”。王安石身为高官，尚且不能轻易得到，可见紫团参之珍贵。但结合苏轼长期服用人参的例子推断，普通上党参的话，在北宋时期是相当易得的。

　　直到明朝中后期，人参的价格依旧较为低廉。嘉靖年间，一斤人参只要白银1钱5分，后来一路上涨，万历中期为3两白银/斤。按照成书万历年间的《本草纲目》的说法，“上党，今潞州也。民以人参为地方害，不复采取。今所用者皆是辽参。”也就是说，此时的上党人觉得，经过此前上千年的开采，土地已被严重破坏，停止了人参开采，人们只能使用来自辽东的人参了。由于稀缺，人参价格从万历晚期飙升，至崇祯时期达到16两白银/斤。

　　人参的命名，本身就有很强的神秘性，隋唐时期的《广古今五行记》中有一个故事，“隋文帝时，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，求之不得。去宅一里许，见人参枝叶异常，掘之入地五尺，得人参，一如人体，四肢毕备，呼声遂绝”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人参名字的解释是，“参渐长成者，根如人形，有神，故谓之人参、神草”。③

　　对于人参的由来，《春秋运斗枢》的说法尤为神奇，“摇光星散为人参，废江淮山渎之利，则摇光不明，人参不生”，将人参看作是和天上“北斗七星”有关的神物。具体到清朝，因为产参的东北，是清朝的“龙行之地”，自然充斥“王气”。如阮葵生所说，“自辽阳以东，山林中皆有之，盖地气所钟，岂偶然哉”，把人参的生长和清朝王气联系到了一起。

　　在党人参几乎绝迹后，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，作为替代品。女真和明朝间的人参贸易，数额极大，曾是女真最重要的财源。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，8个月时间里，海西女线斤。也仅仅是这一年，明朝就为购买人参付出了白银3万两，超出国库承受能力。为迫使女真降低人参价格，明朝政府曾一度关闭边境的贸易市场，导致女线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。④

　　借助人参贸易，女真为对抗明朝集聚了力量。清朝入关后，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。清初，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“打牲乌拉总管衙门”，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，甚至有“采参处如遇汉人，一概缉捕”的诏令。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，乾隆年间又成立“官参局”，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，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。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，一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，一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，剩余的才卖给参商。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，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，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——最多时，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。⑤

　　在江南地区，内务府指定“江南三织造”（江宁织造、杭州织造、苏州织造）、粤海关等为特许经销商，负责在江南地区贩卖。这些经销商为更多获利，一再哄抬人参价格，使得乾隆中期的人参价格达到600—800两白银/斤，嘉庆年间更是突破2000两白银/斤。

　　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写过一篇《人参论》，其中提到，“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，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，何也？盖愚人之心，皆以价贵为良药，价贱为劣药。”在垄断和炒作下，人参价格飞涨，使得普通人将人参视为最好的药，即便吃了人参后，病情不见好转，也不会后悔买药或者埋怨医生。在他们看。